中国对日本经济的依赖度越来越小于日本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日本技术的优势，遭到中国市场优势的平衡，而且市场作为报复工具，比技术工具更容易立竿见影、中国整体上蒸蒸日上，日本经济相对萎缩，两国角力，中方在士气上后劲更足、中国不会因民间反日情绪自乱阵脚，它只会增加中国社会的凝聚力，而日本社会比中国社会更容易分化。

最近，银行的压力很大，银行对存款利率一直在提，宣布的时候四大银行全不动，小银行隔了一天就发信息给所有人说你来办存款，还按照原来的利率。看到这个信息，我觉得银行的竞争已经开始了。

转移成本只有三个渠道，一个是产品涨价，但是它又不能涨价，因为众多的行业都存在产品过剩。据他分析，如果要救市的话一定要动用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而这两个政策动用的空间都基本上已经没有了。第二，重视民营经济的发展。比如说消费服务类的企业，国家稍微在税收上做些调整，对增长贡献马上就会体现。另外魏杰认为，这次发展方式转变还要把消费作为重要支撑点，这里面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要提高居民收入。

调整房地产和服务业中国经济深入调整第三件事是调整中国经济结构。因为对这两个产业进行调整是短期内能够发挥作用的。希腊等国家的经验教训已经说明，一旦制度已定，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形成，它在客观上已不顾下一代的负担，按照‘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的自私逻辑来行动，终究害人害己，自食其果。

比如30年前一个刚毕业大学的白领工资为60元，根据当时的物价水平，他一个人足以过中等水平的生活。既然我国政府严格推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独生子女政策，从根本上堵住了老百姓‘养儿防老的路子，那么拿出切实可行的养老保险制度来代替子女养老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一个父母为了只顾自己吃好喝好，把庞大的债务留给儿子甚至孙子，那么这个父母一定是坏的父母，世界上除了无赖，没有这样的父母。中国要解决老年人的养老问题。

但这部分实际上很少，考虑到物价上涨和基金管理机构运用不当，今后能否保本还是个问题。正如批判‘现收现付的养老保险制度为‘庞氏骗局的人们所指出的一样，这种制度有个根本的弱点，那就是新一代人创造的价值和补助给老一代人的价值之间必须有个适度的，可持续的平衡关系，国家不能为了老一代人的利益把新一代人创造的价值提前透支。

但是要知道科技的发展，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会让生活水平得到提高，长期使用锄头镰刀的农民在退休后和开拖拉机的后代人享受相同生活质量的权利。由此可见，由个人理财投资于金融商品的养老方式是不可靠的。）目前中国公务员的养老金达到维持退休前工资水平的80%左右，与企业职工的45%和农民的25%（按农民的年均纯收入计算）相比高得多了。但愿这样的传统还没有被一些既得利益集团的自以为是的，所谓的‘顶层设计而丧失殆尽。

我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世代之间生活上互助的传统还没有消亡，它又是解决老年人后顾之忧的最可靠的方式，对建设和谐社会也起到很好的作用。简单地在养老保险基金上不能搞赤字，把负担甚至推给还没有出生的一代人身上，搞‘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这就是说‘跨代养老方式是任何社会都会面临的必不可少的选择。也许有人说在过去30年中工资增长50倍是属于特殊情况，政府如果能够严格控制物价，个人投资金融商品也许能起到保值增值的作用。

所以只用个人自己的储蓄来准备几十年后生活资金的方式并不可行，除非社会的存款利率充分反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物价的上涨。加上我国的‘独生子女政策又把‘孝的文化传统釜底抽薪，我国也不得不走上国家代替家庭职能，强制实行‘现收现付的全民养老制度。

对那些没有缴满15年养老保险费的其他城市人员，政府只能按很低的基本养老金水平给于补助。而目前这部分已显出巨大亏空，只能做到‘现收现付，将来需要国家财政的持续的大量投入。

要把30年前的60元存起来能达到目前3000元的收入，则福利利率应达到年14%。而中国的公务员（以前的干部）阶层几乎是全靠国家的补助，从来没有必要为养老做任何个人准备。像我国这样经济底子薄，老龄化严重的国家实行以国家财政包办的‘跨代养老为主的模式肯定走不通。而到目前为止，即使按名义利率计算，这么高利率的金融商品都属于风险很大的高利贷。目前我国养老保险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对公务员继续实行本人免交养老保险费，而养老金由政府财政全包的政策。本来用国家来强制推行全民养老保险制度，用‘现收现付的方式让新一代人为老一代人买单的制度就是父子之间的经济依赖关系比较单薄的西方文化的产物，而东方的儒教社会就没有这种国家强制代替家庭职能的传统。

其次，中国很快面临高龄化社会的问题，需要政府认真对待城乡老年人的生活保障问题。可是我们从日本零利率的经验中发现这是根本不可能的。

首先，我国没有像北欧的某些国家那样人口稀少而自然资源丰富，或科技发达，新一代的劳动生产率很高，而且人口结构在足以抵消寿命延长的难题。要知道我国和那些资本主义国家不一样，他们那里如果养老基金发生亏空可以用推迟退休年龄的方式全民共同承担其代价，但是在我国由于存在因户口制度而派生的身分等级和差别待遇，所以我国采取同样政策，只能加剧社会不平等和贫富差距。

作为过渡，不是推迟退休年龄，而是反过来把退休年龄要提前到50岁，但要相应调低基本养老金，鼓励除了公务员外，企业继续根据本身需要调整或延长劳动合同期限，鼓励退休公务员下海创业。由于国家官办的养老基金管理机构对养老基金的保值增值没有个人那么热心，所以他们运用个人和企业交付的养老基金收益率肯定还不如个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有‘白猫黑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摸着石头过河，遇到问题靠改革解决的良好传统。但是如果一个政府为了得到选票，掌握政权，大搞福利财政，发行国债，甚至不惜借外债来维持过高的福利水平，那么这个政府应不应该得到谴责呢？不顾下一代人的债务负担，向政府施加压力增加福利支出，企图享受过高福利水平的选民和迎合他们要求的政党是不是比法国路易十四国王更理智一些呢？根据西方‘福利国家的经验和教训，我国如果要全面推行强制性的养老保险制度，首先要考虑在制度上应体现人人平等的原则，其次还要考虑国家的经济实力，看该制度有没有可持续能力。只能走以个人自己准备为主，政府财政补助为辅的道路，而且在施行中要切实做到城乡居民平等，干部（公务员和目前由国家财政负责退休金的国有事业单位职工）和普通工人平等，国有企业职工和民营企业职工平等的基本原则。由那些既得利益阶层在那里搞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普通老百姓能放心吗？比如要推迟退休年龄，公务员等那些不从事体力劳动，在职消费多，不交养老保险费，退休后照样吃‘皇粮的阶层当然举双手赞成。

（完）作者系韩国LG经济研究所（中国）所长/经济学博士 进入专题： 养老保险制度 。但是那些劳动强度大，被强制上缴28%收入的企业职工却因此而多交少收，成了净损失者，农民也一样。

目前在这种不合理的养老保险制度下，政府有关部门和一些学者不是往彻底改革的方向去考虑，而是想维持既得利益结构，以推迟退休年龄来补充一点养老基金的亏空，以把养老基金投入股市来增加收益率（同时带来巨大风险）的方式来解决燃眉之急，这种x实在是令人感慨万分。真是亏他们那些政府官僚还能想得出推迟退休年龄的馊主意。

直到最近为止，中国农民实际上完全靠自己准备养老，几乎没有受过政府的任何补助。第二，政府只能许诺从财政上拿出一部分支出来给达到退休年龄的全体国民（不管什么身分和职务）一定数额的基本养老金，作为全体国有资产共同所有者的身份应得到的待遇。

如果假设30年前的白领像现在交付的28% 的养老金比率（假设企业交的部分都由个人领后统一储存）在工资中节省17元，而30年后要想拿到现行工资水平50%的1500元（按现在的制度设计，企业职工的养老金据说只相当于工资水平的45%以下）的退休金，那么他的17元的存款必须投资于复利年率16.1% 以上的金融商品。那么在我国的现实条件下应该采取哪些方式来解决老百姓的养老保险问题呢？我认为应该采取以下几条根本性的改革措施。由于政府实行的养老保险制度完全实行‘现收现付方式，因此政府应全面取消强制个人上缴养老保险费的增侧，同时撤销收取和管理养老保险费以及养老保险基金的各种官僚机构，减少很多浪费，又省了社会上养老保险费缴与不缴而产生的矛盾和困难。第五，国家和社会应大力提倡民间的慈善活动，对那些因天灾或其他非个人品德上的原因没有准备好养老的人群提供资助，既不能助长‘懒汉思想，也要实行人道主义。

这些养老金应按‘现收现付的方式，由下一代人生产的价值中支付给老一代人，以避免物价上涨的风险，同时使老一代人也享受到科技发展和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好处为了向全面实行上述养老保险制度的时代过渡，需要有步骤地调整目前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以减收既得利益者的反抗。

我国和西方国家不同，世代之间生活上互助的传统还没有消亡，它又是解决老年人后顾之忧的最可靠的方式，对建设和谐社会也起到很好的作用。由那些既得利益阶层在那里搞养老保险制度的‘顶层设计，普通老百姓能放心吗？比如要推迟退休年龄，公务员等那些不从事体力劳动，在职消费多，不交养老保险费，退休后照样吃‘皇粮的阶层当然举双手赞成。

据说现在很多地方的养老基金只放在普通的银行存款帐户上，随着物价上涨，已贬值了不少。在禁止人口自由移住的目前的户口制度还没有消亡之间，基本养老金可根据地区之间的物价水平差异而不同，但它首先要根据国家的财政能力（它归根到底由国有资产的收益率决定）来决定，即要实现新老一代人利益上的平衡，不能搞赤字，把负担转移到下一代身上。